从平遥回来，我更对这座始建于西周，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有一种无比的景仰。在平遥不仅看到现在全国保存最好的明初县治砖石结构的古城墙，以及金代建造的文庙大成殿等，更令我惊讶的是，历史上在这样一个小镇竞汇集了以“日升昌”票号为首的八大票号，二千所经营业务通达国内45个城市，甚至在旧金山、纽约都有过“日升昌”飘扬的旗号。
  我景仰平遥，除了她的古老，更多的是在寻找她曾经的繁华。

平遥票号的盛衰，始终维系着晋商的沉浮。晋商曾经名动天下，因为晋商的实力，山西曾是中国之最富。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末，是山西经济文化的鼎盛时期。孔祥熙就是山西富庶的一个典范，是闻名全国“四大家族”孔氏家族的代表，他曾在广州、武汉、南京三个国民政府中任要职，官至财政部长、行政院长。孔祥熙更像是商人，他的才华更多的体现在商业上，他创办的祥记公司和裕华银行名满天下，他的经营理念成为不少经济界人士必读的教条。在孔祥熙身上，我们读懂了政治与经济、上衣和裙子的关系。历史上的许多晋商都与政治有染，这一染也往往成为他们成功与失败的临界。
   关于晋商，关于山西人经商成风和山西商人善经营讲团结的研究不少，使我感兴趣的是，许多研究结论与潮人经商之道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从历史的角度讲，晋商应该是潮界商人的老师。经商的出发点多为出外谋生，成功的经验也同样因为恪守信用和艰苦奋斗。如今，遍布世界各地的潮州会馆就记载这这些潮人的奋斗史，同样，潮州会馆也充分体现了潮人同舟共济的集体主义精神。正是这些相通，使我对晋商文化有了更多的认同。
   晋商文化对于山西是一种财富。我始终认为，事物有一个轮回，否极泰来，泰极必衰。虽然现在的山西，更多的只能处在对以往辉煌的回忆之中，或许，在另一个经济轮回中，山西又能重新找回自己的位置。
   平遥只是山西曾经繁华的缩影。“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的明朝时期的杰出范例，平遥古城保存了其所有特征，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、社会、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”。这是1997年12月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委员会把平遥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时对平遥的评价。而我记得更深刻的是，一个读经济的北大学子到平遥住了一个多月而后发出的一句感慨：平遥，是梦开始的地方！
   我想，在许多为财富而生，从财富而灭的梦中，平遥是一个可以给人启迪的地方。

付注：近来和朋友们谈的多的是经济周期性的问题，我一直认为，把握了或者说把握好经济周期性的波动，基本上就可以在每一次经济萧条到来时全身而推。

我还认为，这种周期性是区域性的、行业性的，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，每一次波动都会对区域性的、行业性的经济进行洗牌，给国家、地区、甚至个人以机会。

重发《盛极之后》，其实就是想表达这一观点。经济周期性就象大海的潮起潮落，没人能改变。我前几天想写一篇文章，题目都想好了——《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承认通货膨胀呢？》，我想说的是，承认通货膨胀并不丢人，只要我们应对得当。后来一想，不写也罢。